摄影批评丨在乡愁以外：论争议之下的阮氏影像

撰文/胡昊（MrFay）

　　初次阅读台湾摄影家、摄影文化传播者阮义忠编写的《20位人性的见证者》之时，我对这本著作若干年前对大陆摄影界带来的巨大影响还不甚了解。对我个人来说，它无疑是一本优秀的摄影启蒙读物，我对社会纪实摄影的后续认知，对摄影理论及摄影史产生的兴趣，皆有这本书的功劳。后来，阮义忠的系列著作、摄影集被铁葫芦文艺馆陆续再版，这也让我感到很欣喜。然而，2014年年初的时候，阮义忠却因为一篇新快报发表的《“摄影教父”阮义忠：现实已经够苦，艺术何必再让人难受？》的文章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有不少人批评阮义忠的摄影是“媚俗”的，是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缺乏对现世的关照，甚至有人为阮义忠做了重新的定位，认为他是中国新沙龙摄影之父（对于推崇当代摄影的人来说，沙龙摄影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彼时，在我的印象中，阮义忠的摄影题材的确以乡村为主，佐以出色的黑白暗房技术，透露出淡淡的乡愁和“失落的优雅”，换言之，微博上众人对他艺术成就的质疑似乎也是不无道理的，所以我也没有参与进讨论之中。直到最近几日，我认真翻阅了阮义忠再版的摄影集《都市速写簿》，我不由得猜测那些激烈批评阮义忠及其作品的的人们大概是没有认真看这位勤奋摄影家的全部作品吧。在稍带着点诗意的乡愁以外，我们依然能看到阮氏影像的担当精神。

　　铁葫芦文艺馆再版的《都市速写簿》和《失落的优雅》都是图文并茂的集子，前者更是是都市纪实为主的社会纪实摄影集，记录了台北城市化过程中的温情与苦涩。阮义忠在《都市速写簿》的序言中引用了尤金·史密斯的话，“为一座城市造像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如果开始尝试去做，本身即是犯了自恃过高的毛病。即使这种努力会使自己对事情的真相有所体会，但它不过是城市的一则谣言罢了，没有意义，也不会流传下去。”阮义忠无疑又是谦虚的，他没有绞尽脑汁、趋炎附势地为他的摄影赋予看似深刻的奥义，而是将十几年的工作仅仅视为“速写簿里的涂鸦”。然而，这本《速写簿》其纪实力度实际上并不亚于尤金·史密斯为匹兹堡的造像。当然，这并不是说二人的影像气质雷同，史密斯的影像野心很足，城市的肌理、律动，市民的生活，疲倦与爱意，法律、道德的规训，皆若清癯的退伍老兵，棱角分明地倾泻而出。比较起来，阮义忠的照片就显得端庄而温和、直指人性，因而整本摄影集的图片编辑也围绕着人。可以说，对于人性的阅读是理解阮义忠台北影像的起点。例如表现巨型广告牌与背着书包的“钥匙儿”之间视觉游戏的《东区，1987》。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成本昂贵而造成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物理、心理隔阂被展现的淋漓尽致，一只垂下的手仿佛为孤零零的孩子展现出拟态的温情，使他不由得站住脚步，警惕而充满犹疑地伸出自己的右手。“大手”和小手的触碰，让读者不难感受到摄影家对如此情境的复杂心情；再如《敦化北路，1978》，乍看起来只不过是工作室窗外的平常风景，然而不难发现，摄影家通过暗房对相纸的遮挡，强化了天空那个像是躺倒的叹号的云。“这朵云若是横在山上或海边都不足为奇，浮在城市上空，却有了独尊之势”，这被摄影家视为有关人生的暗示，所谓“世界万象缘聚而成，缘灭而散”。事实上，对于个体生命的领悟并不比大多数制度的游戏来得肤浅，因为摄影作为一种表达，原本也是拷问内心的过程。无视个体生命的挣扎，却高唱社会批判的赞歌，着实荒谬可笑。

　　此外，在《都市速写簿》一书中，摄影家对于现世的关照可以说的无处不在的，他完全没有逃避问题，而是直面现实，并勇于揭露和批判。在《东区，1987》中，“被倒置的巨大人头下，一张张不自在的脸晃进晃出，好像在遭受竖眉横眼。”这与芭芭拉·克鲁格的影像实验有些相似：巨型广告牌中模特人头的鼻子以下部分被抹去，这让他的眼神显得过分坚韧，甚至是带着责备的，这眼神似乎象征着都市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与窥视，随着都市的文明进程，这种原先被视为不宜声张的隐秘行动如今却大张旗鼓的公开化、正义化，成为某种无限接近合理的都市内在规则。整幅图像因此弥漫出咄咄逼人的气氛，一如克鲁格的《无题（“监视是你为打发时光而忙乎的事”），1983》中那张灯光聚焦下的脸一样。被修辞强化了的眼神似乎灼伤了经过的路人，不论是画面左侧的中年男士，还是右侧的年轻女子都只顾着穿越、逃离，原本是很自然的手势，在这个瞬间看来却像是带有某种生理必然性的自卫措施。而《中山北路，1976》则是《都市速写簿》中最耀眼的佳作，流浪儿斜靠在高级服装定制店的橱窗玻璃上睡得正酣，一位撑伞的年轻女士忽然间闯入镜头，阮义忠不禁感慨，“整个画面有如孩子的梦境，妈妈终于找到他了……”照片中的两位主角看似不相关，却在这一瞬间共同构筑了出色的叙事。这个瞬间很好的诠释了照片的广延性，他们为读者带来的感动是“通过道德和政治修养的理性中介产生的”，罗兰·巴尔特认为这类照片可以被当作很好的政治佐证或历史画面。然而这张照片却不止于此，因为母亲这一意象的参与，它最终超越了意趣，再度指向了人性。有趣的是，阮义忠非常坦白说，“撑伞女士狠狠白了我一眼，同时也惊动西服店的老板推门而出，撵走了睡眼惺忪的孩子。”这实际上是对“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小小解构——至少在表意的层面，只有最理想的瞬间，不存在最真实的瞬间。当然，这并不影响这张照片成为符合人类共同梦境的摄影佳作。

　　的确，阮义忠拍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照片从摄影语言上已算不得新颖，说“过时”也没什么大错，《都市速写簿》所延续的也是非常传统的现代主义社会纪实摄影，但就摄影家的视角来看，他依然在用传统的方法表达对社会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那些批评阮义忠作品远离现实的观点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了，因为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阮氏的影像不仅直面现实，且品质优异，在大多数同类纪实摄影作品之上。另外，对于那篇雅昌摄影网转载的《“摄影教父”阮义忠……》一文来说，对于《人与土地》这一主题来说，也并无不妥。从否定、唾弃、逃离土地到拥抱土地，阮义忠坦言了其年轻时代焦灼心灵的蜕变，不可谓不诚，所谓“乌托邦式的小清新，代表不了社会文化主流”的指责有借题发挥的嫌疑，实在无甚参考价值。这次对阮义忠及其作品的争论大概也能说明国内摄影批评的现状，有批评的声音，有批评的态度，却没有批评的内容，只善于表态、站队，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微博上讨论了那么多天，多难听的话也说出口了，却从没见到哪个人从阮义忠具体的照片出发，只是扣个帽子，然后展开批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摄影评论迟迟没有起色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