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内摄影知识普及的一些现状和摄影批评写作的必要
加拿大艺术家杰夫·沃尔（Jeff Wall）的巨幅摄影作品《死亡士兵的交谈（阿富汗红军被伏击后，1986年冬天）》（Dead Troops Talk<A Vision after an Ambush of a Red Army Patrol, near Moqor, Afghanistan, Winter 1986>）,1991-1992年，是全球拍卖历史上第四贵的照片（370万美元），画面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苏阿战争中巡逻的一队苏联红军遭遇阿富汗方面的袭击而全军覆没以后，那些惨相十足的阵亡士兵彼此交谈的场景。与古斯基、辛迪·雪曼的三张位列最贵照片排行榜中的作品一样，杰夫·沃尔的《死亡士兵的交谈》也饱受质疑。特别是在国内的书写中，调侃和接近“批判”的语气往往贯穿始终，然而，似乎极少有人真正关注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更谈不上画面本身了，照片的价格同艺术市场的关系以及艺术制度的“吊诡”之处倒是大家念念不忘的主题。
有知名摄影网站近期发文《摄影史上十幅最烧钱的作品》，文中指出，“有的时候他们拍出来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难以理解（又或者是简单到理解不能），我们会难以理解为何一副根本看不懂的又或者简单到任何人按动一下快门就有可能拍出的作品动辄可以拍出数百万美元的天价。这些作品到底好在哪儿，可能我们永远都不懂，因为我们永远不懂那些收藏家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这种缺乏诚意的论述在国内的网站中比比皆是，而后文的翻译硬伤则更可以看出这类文章的粗制滥造：将原在括号中的“阿富汗红军被伏击后”抹掉，并把“Dead”译成“将死的”，如果“抹掉”尚情有可原的话，对“Dead”一词的翻译错误则是不可饶恕的，因为“死亡”到“将死”的转变，彻底扭曲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观看者的错愕也同时被取消掉，若再不伴以详细的文字表述，这幅高2.29米，宽度超过4米的“煌煌巨作”到真成了不起眼的战地摄影样张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对国外摄影的推介还没跟上趟儿，毕竟连纽霍尔的《摄影史》都还没介绍过来，罗森布拉姆、利兹·威尔斯的著作译介也是近两年的事，但这不意味着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就要甘于写这种廉价的没品文字，倘若还以370万美元这样的字眼博人眼球，那着实了无趣味。
对为《洛杉矶时报》撰写艺术评论的克里斯托弗·奈特（Christopher Knight）来说，他之所以以博物馆策展人的身份从事艺术批评写作并大获成功，有一个原因是他发现“在博物馆里，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围绕着受托人和文案资料的。”这意味着虽然描述艺术品虽必要，但它远不是艺术评论或者带有艺术评论色彩的新闻类文章唯一的必需元素，即便是那些每日更新的轻阅读艺术类文章，“考据”也实属必要，我们至少应该弄清楚艺术品的基本信息，也许我们并不能在杜尚的自我阐释之前理解《新娘，甚至被单身汉们剥光了衣服》中的“甚至”是怎样的神来之笔（对此杜尚在《杜尚访谈录》之中有较为详细的解释），但至少对《死亡士兵的交谈》这样的作品来说，“死亡”这样的词汇恰恰已经无限接近艺术创作的核心。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死亡士兵的交谈》？近日出版的特里·巴雷特在《摄影批评方法》一书中引用了苏珊·桑塔格对该作品的完整阐释（这篇文章和沃尔的影像复制品作为一个独立的板块，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以飨具有文化素养、但对摄影媒介或沃尔作品不甚了解的受众）或许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原文开始，选自《摄影批评方法》）我认为，在反战题材的单幅图像中，杰夫·沃尔创作于1992年的《死去的军人在说话（1986年冬季，一支红军巡逻队在阿富汗莫科尔地区附近遭伏击后的情景）》（该名称引自《摄影批评方法》一书的原文翻译，此处尊重原文，前文《死亡士兵的对话……》参考吉林美术出版社《摄影馆：杰夫·沃尔》一书的翻译），无论在思想深度、条理性和激情表达方面都堪称楷模。作为纪实摄影的对立面，这张照片是用Cibachrome透明底片摄制的，高2.29米，宽度超过4米，装裱于一个灯箱上。画面上呈各种姿态的人物，置身于一个被炸毁的山坡，这个山坡时艺术家在影室里构筑的。沃尔是加拿大人，从来没有到过阿富汗。伏击是虚构的事件，发生在他通过阅读得知的一场冲突中。他对战争的想象（他称灵感来自戈雅）符合19世纪历史绘画的传统，同时也实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摄影问世前夕兴起的其他视历史为奇观的艺术形式——例如活人造型、蜡像陈列、透视画和全景画等——的追求。正是这些艺术形式使过往，尤其是刚逝去的过往看上去有一种令人叹为观止和忐忑不安的真实感。
沃尔幻象式影像作品中的人物是“写实、逼真”的，尽管图像并不是纪实性的。死去的士兵不会说话，他们在这幅作品中却会说话。
十三名俄国士兵身穿臃肿的冬季制服，脚蹬高筒靴，分散在一条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壕沟里，那里布满乱石和战争的废弃物：弹壳、压皱的金属、连着下半截腿的皮靴。这些士兵是被殖民战争的蠢举屠杀的，却从来没有被埋葬。有些人依然戴着头盔。一个跪着的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说话，头部冒出红色脑浆。气氛热烈欢乐，充满兄弟情谊。有些人低头垂肩，以臂肘托身，或是坐着闲聊，他们裂开的头颅和损毁的双手历历在目。一名男子俯身查看另一名躺在身边、摆出沉睡姿势的男子，也许是在鼓励他坐起来。附近有三个人在恶作剧：一个肚子上有巨大伤口的人，跨坐在另一俯卧的人身上，而第三个人跪着，在那个匍匐着大笑的士兵面前晃动手表模样的东西。有一个戴头盔的无腿士兵，转身对着不远处的一名战友，露出机警的微笑。在他下面有两个看来不可能存活的仰卧着的士兵，他们把血淋淋的脑袋靠在乱石斜坡上。
这幅图像充满着讽刺意味，此情此景难免使人心生幻念：这些士兵会不会转过脸来对我们说些什么？但是没有，谁也没有向照片外的观者瞧上一眼。没有抗议的迹象。他们不打算向我们发出吼叫，要求阻止战争这一可恶的行径。图像创作者并非通过这种呈现方式来吓唬观者，在士兵中间（最左边）坐着一个身穿白袍的阿富汗拾荒者，正聚精会神地翻检某些士兵的行囊，士兵们对他并不在意。在他们的上方（画面右上角），在蜿蜒的山坡小路上，有两名本身也是士兵的阿富汗人，从他们堆放在脚边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看，他们好像已经缴走阵亡士兵的武器。这些死者对生者完全不感兴趣，不论是对夺走他们性命的人，还是目击者一切的人——抑或是我们，一概无动于衷。他们为什么要寻求我们凝视的目光呢？他们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这“我们”就是每个从未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任何苦难的人——并不理解。我们搞不明白。我们真的无法想象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无法想象战争是多么地可怕、多么地恐怖，而它又变得多么地常态。无法理解，无法想象。这就是每个经历过炮火、见过别人在身边倒下而自己有幸逃过鬼门关的士兵、新闻记者、援助人员和独立观察家的执拗感受。他们是对的。（原文结束）
尽管巴雷特认为这篇近乎完美的摄影批评对它的读者似乎有些要求过高（作者举的例子是，“她想当然地认为《纽约客》的读者是知道戈雅和他笔下的战争意向的”），但我们必须指出苏珊·桑塔格看似飘逸的书写绝非出自她个人的想象，她本人的确亲自到过战时的萨拉热窝，有过切实的战争体验，以至于当她特别将目睹战争死亡的人群扩大到援助人员或是独立观察家的时候，这小小的暗示似乎强化了整篇文章的说服力，以文学性见长的桑塔格式的评论此刻一点也不显得连篇累牍，正相反，它字字珠玑地表达了对常态化战争的激烈谴责，这让我们不得不对出于沃尔想象而创作出来的图景所表达出的可能的观念信以为真。当然，“典范”的批评并非窠臼，艺术批评即便包含评判也不应有标准答案，然而桑塔格所提供的理解路径却让我们感到充满诚意。如果我们当真想严肃地谈论摄影，那么对摄影批评的专注似乎显得比空谈些什么元的理论更接地气，当然更比把Bresson翻译成布列松，然后连同那数不尽的照片原封不动地抛给读者要明智得多。在批评中，我们当然可以是温·布洛克式的思考，也可以是罗兰·巴尔特式的思考，约翰·伯杰式的，或者是自创的，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最合理的思考方式，所谓系统性的思考虽极具参考性，但诸如桑塔格这样的一流感受家却无时无刻不再告诉我们，要在合理的框架之内确信自己的感受力，我们或许太依赖“宏大叙事”，急于完成描述到意义的跳跃，我猜这是国内许多批评文章读起来味同嚼蜡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