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立批评丨在城市的裂隙中

撰文：胡昊（@MrF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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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中，在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东欧人维克多·纳沃斯身无长物地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后却被告知不能合法入境，因为祖国发生的政变让他所有的身份证明都失去了效力。身份得不到合法确认而进退两难的纳沃斯只得滞留在航站楼的到达大厅里等待新证件的签发。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因为国际飞行的缘故，纳沃斯所在的到达大厅被政治地建构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空间类型。在这一空间中，尽管纳沃斯已经站在美国的土地上，但入境以前，他却被合法地排斥在美国的国界以外。也许可以说，在一般的政治惯例下，国际航站楼的到达大厅构成了对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著名讲演《另类空间》中提及的“关闭的房屋”[ 福柯在文中提到，“一些其它的异托邦看起来完全开放，但通常隐藏了奇怪的排斥。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些异托邦的场所，但老实说，这仅仅是一个幻觉：人们认为进入其中，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其实是被排斥的……比如，我想起了存在于巴西，一般地说，是南美洲，大农场的少有的房间。通向这些房间的门不是朝着一个家庭生活于其中的中心房间，任何经过的人，任何游客都有权推门，进到房间里并且在此睡一宿觉。不过，这些房间是这样的:经过此地的人从未进入一个家庭的中心，他完全是过客，确实不是应邀者。”福柯，王喆 译，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王喆 译，2006年 第6期，第57页]的一次当代再现，在这里，到达大厅构成了一种拥有完整“打开”和“关闭”系统的“异托邦”[ 福柯在总结“异托邦”的特征时提到，“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而“关闭的房屋”则是这类“异托邦”空间的一种特殊的表现。福柯，王喆 译，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王喆 译，2006年 第6期，第56页]。与纳沃斯所在的到达大厅类似，高岩在其关注侨居法国的外国移民生活状态的摄影项目《夹层》中聚焦的对象也是“关闭的房屋”——活动于其间的人的确站在法国的领土之上，却或多或少地因为身份问题而被法国社会排斥着。不过在《夹层》中，这类空间的存在方式却比到达大厅平凡的多，它们就掩藏在法国城市的裂隙之中。

电影《幸福终点站》剧照，在维克多身无长物地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之后却被告知不能合法入境，因为祖国发生的政变让他所有的身份证明都失去了效力

　　散落在法国各处的节日大厅，艺术家的亚洲朋友们的临时住所，带有Algeco商标的微型简易房，照顾被逐境中的外国家庭的民间协会驻地，高岩将这些空间定义为“跨越国境达到另一片国土之后那种不断寻求身份认同却始终得不到归属感的夹层世界”。当然，弥散于“夹层”空间排斥并不是指Bonne assiette餐厅、绿洲协会或是里昂ATD第四世界行动组织接待处这样的社会空间在运作时存在对移民身份的歧视，而是指诸如此类专门开放给底层群众或移民群体的空间事实上也充当了社会阶层差异存在并得以维持的某种潜在“工具”，换句话说，外在权力操纵下的空间配置的排斥和挤占才最终造就了这些特殊的“关闭的房间”。高岩以如此视角关注到这类空间的特殊性已经非常可贵，然而《夹层》并未止步于此，它超越了对这类特殊社会空间的静态呈现，这毕竟已经是当代艺术实践中的陈词滥调了。这个纪实项目最令人赞叹的地方在于，凭借艺术家对空间细部的精准捕捉和绝佳的问题意识，这些“夹层”空间被重新打开为关于移民身份与空间结构关系的动力学研究模型，这也让《夹层》的议题深入至以摄影的方式披露身份与空间隐秘的互涉关系上，意即身份特征与空间配置是如何相互形塑的，而这一推进让《夹层》显然比大多数探讨类似问题的艺术实践高出一筹。

高岩，《夹层》，“我经常有朋友搬到法国别的城市或者回到他们的故乡，分散在城市里的这些节日大厅是我们相识，也是我们离别的地方。”

高岩，《夹层》，“我拍摄了亚洲朋友们的居住环境，由于空间和入住时间所限，他们的家居物品通常‘胡乱摆放’。每次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都需要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来观察他们是如何组织各自的生活秩序。”

高岩，《夹层》，“在利摩日·仲马大街的天空下，非洲移民生活在每座楼的顶层里。”

高岩，《夹层》，“《夜车》是一个老故事了，里昂贝尔哈斯火车站在冬天的时候打开车厢接待流浪在外的人群。混杂着建筑工地噪音和贝尔哈斯码头存在着另一种居住方式：带有Algeco商标的微型简易房。”

高岩，《夹层》，在绿洲协会里，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儿子画的法国国旗就张贴在活动室的墙面上，这张笔触认真、细密的画作与并置一旁的列国版图共同打造了对这个东欧家庭的异国遭遇和他们渴望获得新的合法身份的隐喻。

高岩，《夹层》，对于汇聚了各国移民的“相遇”协会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幅拥有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四个人神态放松地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壁画更有表现性的了，同族裔间其乐融融的情景无疑是对怀有身份焦虑的外国移民内心期许的一种反射性的再现。壁画的创作者显然还注意到了房屋光源的方向——他正是据此在四个人物的斜后方添上了影子，由此搭建的逼真性十足的错视空间也提示着孤独的人们在协会里永远都少不了这四个老朋友的陪伴。

　　当然，透过《夹层》，我们也看到了由这类图像勾连编织的空间配置的冷酷一面。在外国移民于这类房间里社交、居住和寻求救援时，他们极力避免被唤起的身份焦虑却也遭遇了确认性的建构，不论是私人租屋、救援人民连锁商店，还是民间救援机构的公共活动室，它们的空间配置无一不在强调移民与一般法国人的身份差异，甚至是绿洲协会开办的法语班听课笔记也流露出这种差异，当落难的移民认真抄写着“我出生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斯科普里，我作者卡车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难免感到了一丝苦涩，也许这种莫比乌斯式的困境也是旨在“修补社会断层”的民间机构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吧。

高岩，《夹层》，“‘无家人’圣母协会的其中一个仓库。”

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