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MrFay （转载请注明作者、译者以及出处）
如今的我们拍下了成千上万的照片，但我们是否还把照片当回事儿？我们采访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包括Grayson Perry和Mary McCartney等，并挑选他们所珍爱的照片，或许这能告诉我们摄影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布雷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作家
Blake Morrison aged eight on a beach in Wales
我告诉自己从未拥有过一台照相机，但这与回忆似乎不太一致：在我的少年时代曾得到一台作为生日礼物的相机，只不过在与光影、光圈、焦距、角度和焦点的角逐中我从未占过上风。摄影需要耐心，但我却做不到。有些人显然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我的父亲。外人透过我孩童时期的照片或许可以推断出两条结论：一是我们永远在北威尔士度假，二是我的父亲似乎从未陪在左右。然而，实际上他并非缺席，只不过他躲在了尼康相机的镜头后面。他大多数照片都是在我们不经意间抓拍的，但也有一些是恶作剧照片，比如有一张是我母亲、妹妹和我依次站在陡坡上，看起来就好像是后面一个人踩在前面一个的肩膀上一样。
尽管这些照片都很有趣，但我翻看它们的时候最主要的感受却是悲伤：照片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真令人感到难受：时光流逝；这些瞬间在快门释放时凑巧发生了。这些摄影图像是悲伤之源，而在我脑海中的影像却并非如此。拉金有一首关于记忆如何连接如何“连接我们的失物”的诗：“what we have as it once was,/Blindingly undiminished, just as though/By acting differently we could have kept it so.”这就是老照片给我的影响。不幸的是，我们势必要一无所有。我最喜欢的是母亲的孩童时代扎小辫的一张照片。直到她去世以后的最近某年，我才从自己的一个堂兄那里得到这张照片。除它以外，我所拥有的母亲最早的影像就是她在都柏林留下的毕业照了。我这儿没有她那个大家庭的照片。我感觉到无法了解她的过去，而缺少那个时候留下的照片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相比之下，我父亲的童年影像则要丰富得多，他很在意收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起先都是些黑白照片，然后是一些彩色幻灯片（需要通过观片器或者白色的屏幕来看）。他还有一个电影摄影机。我有时候对我的孩子们感到很内疚，（因为我的缘故）他们没有那种用以回顾他们自己的活动影像。至于为什么我和妻子没有买一个摄影机，我也不知道（懒散？昂贵？）。但她至少于近几年在此方面变得勤奋起来，她用过箱式照相机、宝丽来、一次性成像相机，并在最近尝试了佳能数码相机。那些照片被标记上日期，尔后贴在相簿里，我会把它们翻出来看看我们是怎样成长的，而这总是让我泪流满面。
在我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用以存储朋友们和家人通过电子邮件寄来的照片。除此之外，我甚至用Iphone试着自己拍摄一些快照。我在夏德塔（伦敦）上拍摄的夜景令人失望。而且对我来说，（我的拍照生涯开启的时间）与那个有着数十年把相机带到聚会和自己新书发布会习惯，并因此拥有我们时代文学领域一份伟大的影像资料的诗人Hugo Williams（英国诗人、记者、旅行作家，摘自维基百科）相比而言已经太迟了。尽管如此，我至少有了一个开始。
玛丽• 麦卡特尼（Mary McCartney），摄影师
A recent photograph of Mary McCartney horseriding
我有着早年同母亲一同进暗房的动人记忆。我总有机会看到她拍摄大量的图片，尽管她并不是经常把照片印放出来。但她有一天把我带到那儿，印象中我看到一张空白相纸在显影盘里渐渐变成一张完整的影像。我们甚至在家中没有挂一张她的照片，倒是有一张Jacques-Henri Lartigue的照片，还有一张Edward S Curtis所拍摄的几个美洲原住民的肖像照片。母亲在纽约长大，在她看完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那个由Edward Steichen（摄影家，“在冷战期间和麦卡锡时代，他举办了称之为‘人类大家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摄影展”，摘自《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爱德华•施泰肯》）策划的著名的“人类大家庭”影展之后，便一头钻进摄影的世界。她经常提及此事；我的父亲、母亲总是会在一起探讨摄影。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一度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拍照片。但是现在，我认识到并非每个人都有摄影师之眼（纽约现代艺术馆摄影部原主任沙考夫斯基语）。我们的确可以说每个孩子都能拍上几张够得上被刊用的照片，而且确实有一些这样的照片。但这并不意味着拍摄一张恰如其分的照片，或是拍出足够的深度是件容易事；那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仍旧以胶片思考：我总是这样。如果我拍到了一张自己真正喜欢的照片，若那是用胶片完成的则显得异常真实；若是用数码完成的，我则会觉得它会就那么消失不见。有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那就是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拍照方式。我用Iphone拍摄的相当数量的照片，也用35毫米徕卡相机拍了不少，再加上我的数码相机和我的宝丽来。当我要出任务的时候，我知道应该带哪台相机。要我承认我最主要的照相机Iphone是件很尴尬的事儿。我在Instagram上拥有账号，这样我就可以加自己的朋友为粉丝；我喜欢它的迅速果决。我有时会给照片加上滤镜再上传到网络；对此，我并不是一个纯粹主义者（意指对照片的无修正）。在过去，你为了得到某种特定的色调需要装备特定的胶卷，而今天的滤镜却能获得同样的效果：选择恰当语气（指照片的色调）的现代翻版。但是，如果有个场景光线好得很，那一张照片就不需要什么滤镜，此时我就成了无滤镜主义者（原文为“#nofilter”，指的是Instagram里的一个标签“未使用滤镜”）。
家庭照片是最珍贵的。我在自己的钱包了放了一组我的孩子、丈夫和父母的照片。与写日记比起来，我更愿意看看这些照片：它们非常动人，足能引你回到那些特别的瞬间。在它们被磨坏以后我总是会拿新的放进去。我随身携带的父母影像是一张他们在古稀之年甜蜜相拥情景的照片。我与丈夫的照片则是在为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租下的快照亭里拍摄的大头贴。我爱那种老式的快照亭，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四张不同的照片；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独特，因为这是它们存世的唯一版本。我还有一张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拍摄的棒极了的大头贴。他起先在哭，后来在下一张照片里，我的手闯进了镜头，正递给他一支冰激凌。
史蒂夫•派克（Steve Pyke），摄影师
Steve Pyke's Jack and Duncan series
我在六十年代的莱斯特长大。当母亲订阅了《生活》杂志之后，我第一次被摄影迷住了：我尤其珍爱1968年12月刊那幅阿波罗8号的杂志封面。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货车司机，却总想做一名宇航员。后来我为《生活》杂志工作，而我的宇航员系列也在1999/2000年度完结并付梓，也可以说，在兜了一个圈子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自从我的孩子们出生以来，我就为他们拍照。我现在不是每天都拍他们，但每隔几个月我就会这么做：Jack现在26岁，而Duncan则21岁。那是在1980年代，我同Peter Greenaway合作，用超8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来拍去。David Attenborough竟然富有创举的拍摄了一只最后身上长满蛆虫的老鼠尸体。我想：用超8毫米拍摄某人的生老病死是一件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当Jack在20岁的年龄上，我为他拍摄了第一张照片。我始终认为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最终将由我，而不是他，来面对死亡。我也会拍我六岁的女儿Lola Rae。她在照相机面前显得更有自我意识。如今我已经开始把拍摄的照片扫描出来用以制作单格拍制动画片了。
我将所有照片都印放出来保存，但我也会用硬盘存储数码扫描版。我有时会借女朋友的数码相机和Iphone来用，但我从未动过买的念头，因为我习惯于用自己的禄来相机拍照。选择其他的拍摄方式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自1980年代，我也开始试着收藏照片并有了些成果：一张布拉塞（Brassai）的，一张恩里克•麦廷尼德（Enrique Mezenides），一张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一张艾格斯顿（Eggleston）和一对南•戈尔丁（Nan Goldin）的，因为那时的我自己也居住在纽约，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份子。我的工作室有一面照片墙，出于灵感和影响力的考虑，我也会偶尔做一些改变。墙面的剩余部分则铺满了我自己为诸如Joe Strummer（英国著名朋克乐队The Clash吉他手兼歌手），John Waters（美国演员，编剧，导演，制片人），Robert Johnson（美国著名天才蓝调吉他手）所拍摄的肖像照。
我已经拍了数以百万记的照片，以至于难以指出哪些是富于代表性的。但有一张挂在工作室的照片，它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1980年代早期，我在为巴特西（伦敦西北区）的比利智能马戏团的第一卷拍摄中得到了它。在这之前的数天前，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家位于托特纳姆考特路的酒吧。他向我展示了自己携带的宾得相机该怎么用，然后给了我两卷胶卷。我用它拍摄了马戏团、游乐场和酒吧。这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女人正躺倒在地上，用自己的脚把一张桌子顶起来。这是她的工作，但又是那么充满情欲。摄影与超现实主义如此的相关。它是一条令人感到痴狂的谋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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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在1416教室发现本文的链接，任悦老师对本文评论说：“从受访者挑出的照片中看到，那些非摄影师们反而对照片的看法更真诚，并无太多做作的态度，他们恐怕才是最能尽用照片的人。”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