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杨云鬯
本文所用作品图片均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提供
林博彦与黄承聪在三影堂展览现场，王品然摄，2015
用三台改造过后的摄影仪器[1]挑战既有的摄影观念，是2016年第八届三影堂摄影奖得主、艺术家双人组合林博彦与黄承聪（以下简称“林黄”）给评委与观众带来的一次惊喜。从最终呈现出来的影像来看，这一艺术家组合的《两位业余摄影爱好者不合时宜的工具》（The Untimely apparatus of Two Amateur Photographers）显然无法用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艺术风格学”或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来进行定义，但这并不妨碍它以一种强调观念的综合艺术的姿态进入艺术史的书写语境。图像，在这一作品中更像是一些说明书式的效果图片，用以作为某种实践的见证或注脚。
林博彦与黄承聪，不合时宜的工具，2015
他们的作品不以视觉愉悦为目的，倒更像是在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科学实验报告，让我想起了关注艺术的科学史学者芭芭拉·玛利亚·斯塔福德（Barbara Maria Stafford）所论述过的“知识的视觉化”（Visualization of Knowledge）传统，这一传统自启蒙时代起，便伴随着作为话语的“科学”作用于艺术/技术领域。在他们所改造的第二套摄影仪器中，艺术家首先制造了一台带有五个小孔的针孔相机与一个涂满感光材料的玻璃球。在利用这一针孔相机对玻璃球进行曝光后，他们便得到了一个具有三维结构的“底片”。
林博彦与黄承聪，带有五个针孔的相机，2015
实验至此，林黄事实上已经挑战了局限于平面形式的传统底片，但他们并未满足于此。在将一台投影仪进行改造后，他们用这台兼具投影与摄影功能的仪器对三维底片进行了各个角度的拍摄与投影，重新将三维影像进行解构，定格为人们熟悉的二维平面影像。
林博彦与黄承聪，将一台幻灯片投影机变成相机的一次改装，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示范：如何使用经过改装的Ektarpro 9020 Cine翻拍玻璃球负片#17，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玻璃球负片#17，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用经过改装的Ektarpro 9020 Cine翻拍玻璃球负片#17，2015
在传统的艺术批评中，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定义式的，作者生产作品，作品是一种综合了文化语境与个体经验的再现。而对于林黄而言，摄影的含义显然并不局限于这一对定义式关系中。相较于作为图像生产者的作者与作为产品的图像，他们的关注点最终落在了“图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一关于“过程”的问题上。在媒介评论家与哲学家维兰·傅拉瑟（Vilem Flusser）的启发下，艺术家对于依靠像素及算法的数码相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从摄影的基本原理出发，力图展现摄影仪器这一“黑盒子”本身，并发掘其更多的可能性。
林博彦与黄承聪，来自A&H Brass五金店的十三个大门防盗眼样本，2015
关注过程、作为“黑盒子”的技术，种种术语都把林黄的摄影实践推向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对于科学作为一种话语的理论。对于拉图尔而言，我们所处的现实正是科学这一话语的产物。科学利用实验、图表和高度专业化的语言，成为了一个常人所无法进入的封闭空间，也就是“黑盒子”。如何打开这一黑盒子，了解知识的生产过程，是潘多拉的寓言的另一种现代诠释。如果把投影作为一种比喻，那么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被投影出来的影像，而是去探索影像是通过怎样的过程被投射到荧幕上的，这也正是艺术家通过“制造三维图像——解构三维图像——转换为二维图像”这一过程所达到的目的。林黄的第二件作品，从观念到媒材的选取上，都暗合了拉图尔的理念。尽管艺术家本人或许并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理论，但这一艺术实践的结果恰恰说明了拉图尔的理论存在着时代的合理性。
林博彦与黄承聪，河原温的钟，2015
他们的第三件作品则改造自一只翻转时钟，为时钟加上了镜头，在可翻转的纸质表盘上加上了感光底片。每一分钟，感光底片将曝光一次，连续24小时为一个周期。通过这样的方式，艺术家一方面呼应了摄影作为“时基艺术”（吉尔德与维斯特杰斯特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在每张底片上，每个整数作为时间的指涉性（indexical）符号，覆盖了底片的大部分场所，让底片上其他的曝光物显得无足轻重。这将前文所述的“呼应”直接放大为了“强调”。时间的痕迹，在每一张照片上掷地有声。同样，这些拥有“类型学摄影”的形式特征的照片所强调的并不是最终被呈现出来的平面视觉效果。用艺术家自己的话来说，“最终的按照时间顺序所拍摄得到的影像，会是对于时间与空间的非线性记录”。
林博彦与黄承聪，（第三件作品）将计时仪器变成摄影工具的一次改装，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用河原温的钟拍摄的作品局部，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在参赛时展现的第一件作品，反而是我认为在三件作品中相对较弱的。它的主体部分是一个长筒状的长焦针孔相机，配合以一个4*5英寸的底片后背与瞄准器。在与Invisible Photographer Asia的访谈中，林博彦坦言，这一摄影仪器的制作起源于巧合，但也正是这一最初的制作，让他们的创作重心得以确定在摄影仪器本身。诚如艺术家所言，这一长筒针孔相机在形态上挑战了人们对于照相机的认知，讽刺了摄影爱好者们“器材至上”的宣言。但作为以观念取胜的一套艺术品中的其中一件，它在挑战摄影的常识及探索摄影的本质方面显然不具备后两件作品的哲学深度。
林博彦与黄承聪，远射针孔相机，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使用远射针孔相机打鸟 短途旅行#5，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短途旅行#2的战利品，2015
林博彦与黄承聪，短途旅行#2的战利品，2015
在《两位业余摄影爱好者不合时宜的工具》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命名的幽默感。他们清楚当下艺术界所追捧的是什么样的“结果”，且甘愿以一种爱好者的身份自居，严肃地探索着“不合时宜”的“过程性知识”。这种实践与精神，正应和了本届三影堂摄影奖的主题——“无量”。也正如评委巫鸿在《艺术新闻/中文版》的稿件中所言，林博彦与黄承聪的作品“是关于‘摄影究竟是工具还是目的’等问题的探索，即摄影本体的问题的关注。”最后，我想以尼采在评述其打字机时的言论来作为本文结尾：“我们的写作工具也同样影响着我们的思想。”（Unser Schreibzeug arbeitet mit an unseren Gedanken.）
注释：
[1] 在林博彦与黄承聪的作品中，他们所改造的东西在本质上挑战了“照相机”（camera）这个概念，唤起人们对摄影在仪器（apparatus）层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