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杨云鬯
《向晚六章》之第二章，陈哲，2012 - 未完成
“色影无忌”2015中国新锐摄影奖颁给了陈哲的《向晚六章》，可谓实至名归。其他五组候选作品，也非浪得虚名。说到这个奖项，或许再搭上每年的“三影堂”摄影奖，在网络上的讨论总是沸沸扬扬，然而话题也何其单调，无非不过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就“何为当代艺术”、“何为摄影”吵吵嚷嚷罢了。吵了两年，我自觉疲惫，遂无意在此话题上深入。有些欲以摄影“匡扶大道”之人，写了些断章取义、人身攻击的文章，虽同行亦不齿。
值得谈的，还是作品本身。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获奖前后，通稿中的作品描述里中均出现了对“列维-施特劳斯”这个名字的误写，作列位-斯特劳斯。虽说这只是旁枝末节，也不知笔误源于哪一环节，但侧面而言，这似乎暗示着这些文字从来没有人细细读过。如此，也自然没有人关心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uass）是谁，他为何要书写黄昏。事实上，这位在学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人类学泰斗，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便是于1934年2月乘船前往桑托斯时，在船上观看到了让他久不能忘的落日。列维-施特劳斯用了六页篇幅，在《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一书中丝丝入扣地描述了如画而暧昧，甚至让人癫狂的黄昏。他极为细腻的笔触丝毫不带有人类学式民族志的写作风格，被别的学者用以与另一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进行比较。这两本著作均被视为对传统民族志写作方式的挑战。在这场比较中，被讨论的话题是“民族志作为一种纪实写作的体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合文学性的描述”。我认为，“纪实性-文学性”的纠葛在列维-施特劳斯的语境中指向了一个更为艰深的矛盾：《忧郁的热带》对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的“叛离”是一种对基建于二元对立之上的结构主义的否定，德里达也曾认为这是列维-施特劳斯在后结构主义思想上跨出的第一步。
因此，原本便极为暧昧的黄昏进一步加强了文本的“暧昧性”，这也似乎在某种内在的层面更加符合陈哲关于黄昏的思考。在《向晚六章》之序曲中，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台阶之上，有亮处亦有阴影。陈哲用红绿两种不同颜色的虚线将这些明暗有致的区域勾勒出来。对应这一图像的文字写道：“在已存的事物中间创造出一些层次，从而产生一个模糊的场所。”另外，《向晚六章》之第二章则把黄昏看做一种过渡的、含混的状态。它处于“已知”、“熟悉”、“希望”的白昼与“未知”、“危险”、“恐惧”的黑夜之间，本身便暗示着摄影与文本的在互动状态下所能生产出的不确定性。由此出发，通稿和此前由“界面”刊载的《黄昏三封信》中，直接把《向晚六章》看做了“文学和摄影的文体实验”这一看法在严格说来并不准确，因为陈哲的这一作品所探究的，当非狭义的“文学”，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可称之为“文本”或“语言”的空间。在这一点上，或许正在上海民生美术馆举办的“语言亭”展览更能突出《向晚六章》这一作品的内在。
左：《向晚六章》之序曲；右：《向晚六章》之第二章，陈哲，2012 - 未完成
这一对“语言”与“摄影”的论述，早在2002年便出现在弗里德里希·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的《光学媒介》（Optical Media）一书中。他在书本的第一章中指出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定义的“媒介”（medium）这一概念在技术领域的宗教来源。媒介是一个双向端口，一面与技术相连，一面联结着人的身体，且任何一种媒介都存在于另一种媒介之中。如电影可以通过电视机放映出来，静态图像可存在于动态图像之中，剧本存在于电影之中，文本存在于剧本之中……如此，“语言”成为了一切媒介之始，这条“媒介链”到最终被化约为语言（而更细微的关于书写语言与口语的争论，与本文无关。可参见德里达对Phonocentrism的批判），而语言之所以有不同，是上帝为阻止人类修筑巴别塔而故意设下的梦魇。因此，《向晚六章》对于“文本”或“语言”的探索实际上是一场在媒介研究的领域展开的哲思。与英国艺术家组合奥利弗·夏那林和亚当·布鲁姆博格（Oliver Chanarin & Adam Broomberg）的《圣经》（Holy Bible）相比，陈哲的《向晚六章》在文本与图像的互文关系上的探索更为精致而隐晦。在《圣经》中，艺术家将所搜集到的档案图片大量覆盖于文本之上，并留出可见的，能够对图像加以注解的文字，为其标注红色下划线。《圣经》在此一方面指向了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的勾连，另一方面，其内在结构则在艺术家的实践下被摧毁，反而被“断章取义”地用作反对权威的工具，使这一作品在本质上成为了一份政治宣言。尽管《向晚六章》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以探索图像与文本在同一观看维度下的化合反应，但其激进之处则在于作者并不意图用文本附会图像，也不用图像反映文本。它更像是在一个被文本与图像勾勒出来的模糊又暧昧的空间中，通过黄昏这样一个同样模糊又暧昧的意向，让观者得以一窥艺术家对其所处之世界的敏感思考。从这一角度出发，《向晚六章》是一种成长，甚或是成熟的标识。在《蜜蜂》和《可承受的》两组青春与阵痛以后，陈哲已不再满足于记录“普通生活的不普通”，转而沉思“日常的本质”。
Holy Bible, Oliver Chanarin & Adam Broomberg, Published by Mack, 2013
《可承受的》，陈哲，2007 - 2010
《蜜蜂》，陈哲，2010 - 2012
在《光学媒介》的开篇，基德勒曾援引了澳大利亚女性诗人英格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的一句话：“日光之下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比沐浴在日光之下这件事本身更加美好。”（There is nothing more beautiful under the sun than to be under the sun.）这句话的吊诡之处在于，语言或文本本身，并非“阳光之下”的可见之物。描述黄昏、拍下黄昏，《向晚六章》对于黄昏的痴迷，是否已超越了黄昏之美？这一个尚未完成的系列，让人充满期待。
—————————————————————————————————————————
注：经有心读者建议，已将“阳光之下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沐浴于阳光之下的事物更加美好了。”译文改为“日光之下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比沐浴在日光之下这件事本身更加美好。”